毛主席总是棋高一招，不服不行！香港60年代初严重缺水，老百姓几天都喝不上水，可当时想拿出修水库的钱确实不容易，是毛主席力排众议坚决供水，结果19年后中英就香港回归进行谈判，撒切尔夫人想继续统治香港，不料邓公说了一句话，便让她无计可施只能妥协！
打开香港的水龙头，清水奔涌而出，这再平常不过的现代生活场景，背后蜿蜒着一段跨越山河、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动人往事。
20世纪60年代初，这座未来的东方之珠正深陷一场可怕的“水荒”。
香港地形以花岗岩为主，像一只巨大的石碗，存不住地下雨水。
境内又没有大江大河，淡水供应天生脆弱。
1962年至1963年，一场五十年不遇的极端干旱席卷华南，香港的脆弱性暴露无遗。
水库纷纷干涸见底，港英政府被迫实行严厉的制水措施，每4天才供水一次，每次仅有4个小时。
大街小巷排起蜿蜒的长龙，男女老少守着大大小小的容器，眼神里满是焦灼。
一首当时流传的民谣“月光光，照香港，山塘无水地无粮”，唱尽了这座城市的干渴与无奈。
水，成了比黄金更珍贵的奢侈品，香港的经济与社会运行，走到了崩溃的边缘。
走投无路的港英当局，最终将求援的目光投向北面的内地。
这是一个微妙的时刻，两地之间隔着复杂的历史与政治帷幕。
可面对数百万同胞的基本生存需求，这道帷幕必须被掀开。
请求传到了北京，摆在中央领导人面前的，是一个异常艰难的抉择。
那时的内地，特别是广东，同样刚从几年的困难时期中走出，自身也在抗旱，农田灌溉用水紧张。
要救香港，意味着广东必须做出重大牺牲，压缩本地农业用水，直接影响粮食收成。
但决策没有太多犹豫，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，何况是血脉相连的骨肉兄弟。
广东立即行动起来，压缩自身用水，通过火车、轮船向香港紧急运水。
但这只是杯水车薪，要彻底解决问题，必须实施一个宏大的工程：将东江之水，引到香港。
想法很美好，现实却骨感。
最大的拦路虎是“钱”。
工程预算高达3584万元，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，这无疑是一笔巨款。
国家正处在建设初期，百业待兴，处处都需要资金。
是否应该将如此宝贵的资源，投入到一个当时还未回归的地区？
内部不乏争议和疑虑，然而，以毛主席、周总理为代表的老一辈领导人，展现了非凡的战略远见和血浓于水的情怀。
周总理亲自南下广州听取汇报，凝视着工程地图，斩钉截铁地拍了板。
必须修，而且要以最快速度修好！
资金再紧张，也要从宝贵的援外经费中硬生生挤出这笔专款。
这不仅仅是经济账，更是一笔政治账、感情账——它向香港同胞，也向世界宣告：祖国母亲永远不会坐视自己的孩子受苦，再难，也要把水送过去。
钱的问题刚解决，技术的挑战接踵而至。
东江地势低，香港需水点地势高，中间隔着六座山梁，最大落差达46米。
简单说，就是要让江水“逆流而上”，翻山越岭。
英国的水利专家受邀勘察后，看着简陋的施工条件和复杂的地形，摇摇头丢下一句断言：按照你们的条件，这工程起码要三年。
三年？
香港等不起。
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们，偏要创造奇迹。
一支由上万名民工、解放军战士和专业技术员组成的建设大军，开进了工地。
其中，广东工学院农田水利系的84名大四学生尤为引人注目。
他们集体推迟毕业分配，背着行李住进工棚，将青春和学识毫无保留地倾注在这条“水上长城”。
整个施工战线长达80多公里，指挥部主要的交通工具只有四辆自行车，设计图纸常常是“边画边算边施工”。
就是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，建设者们以“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豪情，日夜奋战。
1965年2月，距离工程动工仅仅过去11个月，清澈的东江水，奇迹般地穿越重重山岭，流进了香港的千家万户。
英国专家的“三年预言”被彻底打破。
通水那天，香港街头万人空巷，鞭炮齐鸣，许多市民手捧自来水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港英政府的水务官员也不得不公开承认，这是一个“由一流头脑设计、一流施工完成的工程”。
历史的伏笔在此深深埋下。
时间来到20世纪80年代，中英关于香港前途的谈判拉开帷幕。
1982年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挟马岛战争胜利之余威访华，意图在谈判桌上延续对香港的管制。
在人民大会堂，邓同志面对这位“铁娘子”，从容不迫，掷地有声地阐述了中国政府收回香港的坚定立场。
谈判是艰难的，但当涉及到香港的未来与稳定时，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摆在桌面：香港的命脉——水，握在中国手里。
它不再仅仅是一条输水管线，更化为一条情感纽带，日夜不息地诉说着守望相助的同胞情谊。
真正的关怀，不是在口头上，而是在行动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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