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就是好色，我当妇科医生，我能光明正大...”说这话的人是一位29岁的医学博士。1998年的北京协和医院妇科肿瘤科，来了一个特别的医生。此语一出，引起轰动。3年后，这位医生辞职跨行创业，终成千万富翁。
1998年，北京协和医院妇科肿瘤科来了一位新医生。
他叫张海鹏，不过后来世人更熟悉他的笔名——冯唐。
这一年他27岁，头顶着协和8年制本硕博连读的耀眼光环，刚拿下博士学位，选择留在全国最顶尖的妇科肿瘤领域。
在外人看来，这是精英道路的完美开端。
一次看似随意的媒体访谈，却激起了意想不到的巨浪。
当被记者打趣地问及，一个大男人为何选择妇科时，冯唐没有给出“救死扶伤”或“学科前沿”的标准答案，反而以一种近乎冒犯的坦诚调侃道。
我是金牛座，贪财又好色。
学妇科，天天看女人，说不定看多了，这毛病还能戒掉。
这番言论在当年相对保守的医疗界和社会语境中，将他瞬间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。
这句被广泛传播的“金句”，为他贴上了离经叛道的标签，也让他的职业动机蒙上了一层暧昧的阴影。
批评者认为他玷污了“白衣天使”的圣洁，让本就敏感的男妇科医生处境更加尴尬。
少数欣赏者则觉得他口无遮拦，真实得可爱。
无论是追捧还是鄙夷，大众都倾向于将这句话视为他选择妇科的原始驱动力，一个风流才子游戏人间的佐证。
却很少有人去深究，这番戏言背后，是否藏着年轻人应对刻板印象时，一种防御式的自嘲与反叛。
穿上白大褂，走进协和妇科肿瘤病房，所有的喧嚣与争议都迅速退位于一片冰冷的现实。
冯唐管理的三十张病床上，躺着的并非想象中的“红颜”，而是被卵巢癌等疾病折磨的女性。
她们腹部因巨大的肿瘤而高高隆起，形同怀胎十月。
化疗让秀发脱落，剧烈的呕吐耗尽了最后一丝体力。
疼痛与对死亡的恐惧，是病房里挥之不去的底色。
在这里，“好色”成了一个荒谬到可笑的词汇。
冯唐每天面对的，是手术台上切下的、重达十几公斤的肿瘤组织，是病理报告上冰冷的恶性诊断，是病人和家属眼中反复燃起又熄灭的希望之火。
他后来回忆，在三年临床生涯中，他亲手跟踪了六十多个病例，而五年生存率，不到一半。
一种深切的无力感开始噬咬他。
他曾全力以赴完成一台复杂手术，满心以为能为病人争得生机。
但几个月后，复发就像幽灵般准时归来，一切努力付诸东流。
病人紧紧抓着他的手，泪流满面地问“医生，我还能活多久”。
而他给不出任何笃定的承诺。
医学的边界如此清晰而残酷，在晚期妇科肿瘤面前，现代医疗更多时候只是在延长一段充满痛苦的生存期，而非治愈。
那些关于“看女人”的轻佻想象，在生死拷问面前，显得无比苍白和幼稚。
他所调侃的“好色”对象，是具体的、受苦的、逐渐凋零的生命，这其中的巨大反差，带来的是良知与职业尊严的剧烈灼痛。
理想主义的光晕迅速褪去，露出的是西西弗斯推石上山般日复一日的沉重与挫败。
于是，在2000年，29岁的冯唐做出了一个令许多人费解的决定。
他脱下了协和的白大褂，递交了辞职信。
促使他离开的，远非当初那场舆论风波的余震，而是临床实践中积累的、关于生命限度的深刻虚无感。
他意识到，自己无法长期承受这种“拼命却救不回来”的心理重压。
这次转身，看似是逃离，却也成为了他人生轨迹一次剧烈而华丽的转折。
他凭借惊人的学习能力，考取托福满分，进入美国埃默里大学攻读MBA，随后跻身顶级战略咨询公司麦肯锡，并一路升至全球董事合伙人。
此后，他涉足国企战略、创立医疗集团、执掌资本投资，在商界开辟了另一片天地。
更具戏剧性的是，在繁重的商业工作间隙，他拿起了笔，以“冯唐”为名开始写作。
小说《万物生长》、《北京，北京》，杂文随笔，乃至那句广为流传的“春风十里，不如你”，让他以作家身份再次闯入公众视野。
他的文字往往直白、汹涌，甚至不乏情欲描写，这似乎又与当年那个“贪财好色”的标签隐隐呼应。
但此时的“好色”，已剥离了年少时可能存在的轻浮外壳，转化为对生命活力、人性复杂度的文学探索与表达。
回顾冯唐的转型，其动人之处不在于“弃医从文从商”的跨界成功本身，而在于这种跨越所揭示的个人精神历程。
他始于一句惊世骇俗的戏言，这戏言将他引向一个能彻底戳破任何浪漫幻想的残酷现实。
妇科肿瘤病房的经历，与其说磨灭了他的“好色”，不如说彻底洗礼了他对生命、痛苦与职业意义的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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